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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懂任仲平先生

作者:丁清     发布时间:2013-08-28     浏览 次
        2012年11月,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。
  京城三环的立交桥上依然醒目地悬挂着红色的大幅标语。
  天凉了,乘88路公交车在铁狮子坟站下来,沿北师大南院墙外的人行道走着,脚下泛黄的落叶铺洒出一片软软的深秋气息,装点着分明已是初冬的京城。
  学院南路32号院甲5号楼,是夹杂在临街一溜商铺中陈旧的砖混式楼房。任仲平先生与夫人在三层的一套55平米两居室里,生活了20多年。
  我很想知道,这位现在已是84岁高龄的温文尔雅的老人,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,在这个安静的上午,当他平静地回忆起久远的往事时,最触动他情感深处的会是什么事?
  是入党!
  是母亲!
  1953年,刚刚24岁的任仲平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企业管理专科,因学业成绩优异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。在国家机关单位理论培训班学习半年后,他承担了理论教员的工作。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讲台,竟然是要面对有着干部身份的学员授课,年轻的任老师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和压力。他只能利用所有晚上和周末的时间,系统学习研究 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哲学》和 《联共党史》三门课程。
  整整一年的时间,这位勤奋的教师,给所有参加短期干部培训的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电力部单位,从电力设计院、中试所到下属电厂干部的集中理论培训,在当时是件很重要的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的工作。
  从这时开始,他有了强烈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。
  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,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,他报考了北京人民大学的“马列主义夜大学”,整整学了四年。每学期两次考试,八门课程全部得了优秀。进入复习政治理论课考试阶段,他常常背着水和吃的,到中山公园找个僻静的地方去读书。
  1958年北京电力学院成立。9月,任老师调入政治教研室任课。
  当年,考大学时,他就因社会关系被审查。他的一个舅舅是国民党少将,解放前去了台湾。当时他背着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,接受组织上的审查。单纯的他一直觉得这样的审查是好事,组织上可以把问题搞清,还自己一个清白。
  于是,年轻的他严格要求自己,积极要求进步,并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。比如,坚持早早到教研室去扫地、打水,将报纸装订成册便于大家查阅等等。他对自己说:“这不就是锻炼身体的机会嘛!”再比如,热心关注着党和国家的政治大事,积极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,主动公开地发表自己分析研究的理论观点。早在1959年,他就关注着祖国的经济建设,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》的文章,明确强调:“按劳分配,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……”
  五十三年过去了。老先生颤巍巍地拿出当年已经泛黄的《人民日报》,就像捧着一片赤诚一样珍重。
  那一刻,屋里很静,我们谁都没有说话……他期待着用这样的行动和付出,能得到组织上和同事们的认可和接纳。一位政治教师,执著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,是他坚定的信念,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信仰追求。
  当时,整个教研室三十几人,只有三个不是党员,其他两个还年轻。他太渴望在无数次的严格审查后,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了。那年代,你不是党员,是要被打入另册的。一些会议不能参加,许多文件没有权利看,作为一名政治教师,这种精神上、人格上的不平等,实在无法忍受。
  然而,在文革中,他所有的努力和热情都被污蔑、被诋毁、被中伤。真是很善良的老人,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还是坚持去掉原稿中文革时别人中伤他的原话。他的理由是:“这样不好吧!万一人家看到了呢?”
  这个冬日,鸟儿依然在窗外的树枝上欢快地叫着。
  裹挟着辛酸的泪水,却突然充盈在老人的眼眶中,慢慢地流淌在那瘦削却轮廓鲜明的面庞上:“我要入党!为了自己的教学,为了自己能有权利开会、看文件。也是为了孩子啊!”他不忍自己所谓的历史问题,再牵扯和影响到孩子们,使得他们的前途如同自己的遭遇一样黯淡无望。
  望着这位几十分钟前还完全陌生的老人,眼前浮动着他当年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时的满腔激情,却在一次次的政审后被拒绝,他的内心要承受怎样无可言说的压抑和重负?
  一位执着的政治教师、一位善良的父亲。
  就这样,他一直执着坚定地申请入党,时时地反省着、配合着组织上的调查,努力地工作,希冀迟早有一天把问题搞清楚。
  就这样,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写书、做课题、搞教学调研,连过年期间也没有间断放松过。他近乎苦行僧般心甘情愿地付出,是因为他确定自己没有权利去享受生活。所以,他竟然说不出自己在业余时间,还爱好什么。
  1983年,他担任了财会教研室主任,负责组建财会专业。期间,他带领青年教师,制定适应电力事业发展需要的教学计划和青年教师进修提高计划,积极指导青年教师走上讲台。他勇于挑重担,先后开出六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,在1985年招收了第一届财会专业本科生。
  只是,他不再提入党的事了。要求了20多年,他以为这已经是一个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  1988年至1994年间,暑去春来,先生默默的奉献得到肯定:他被评选为全国电力系统继续教育优秀教师、学校优秀教师、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。
  1993年,先生享受了政府特殊津贴。
  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中,评审组肯定了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突出贡献:“任仲平同志作为财会学科领域带头人,负责组建财会专业。在制定专业教学计划、师资队伍建设、课程建设,组织青年教师进修提高、备课试讲、组织学生下厂实习和毕业论文撰写、答辩中做了大量工作,为电力事业财会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
  所有的荣誉中,最被先生看重的是终于打碎了禁锢多年的沉重枷锁。那些天,天气晴朗得让先生以为:“从来没有觉得北京有这么温暖灿烂的阳光。”那一天,系党组织领导找到他: “任老师,你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宣誓后,您代表新党员发言吧!”有着一腔的话语想要倾诉的他,没有丝毫的犹豫: “好,好!我说。”那天,他热泪盈眶地发言: “我想用30多年的坚韧和意志告诉在座的每一位,这面被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染红的党旗,是我心目中永远飘扬的旗帜。”走下讲台,一些老师紧紧握住他的手:“任老师,你讲得太好了。”
  先生生命中的春天到来了,尽管这一天来得晚了点!
  把自己和老先生一起唤回柔软的亲情世界的是母亲。
  问起母亲和家,年迈的老人竟然失声痛哭起来,身体抽搐地让人心疼……1939年,在那个苦难的岁月,他刚刚10岁时,母亲就去世了。国破加上丧母,童年悲惨的一幕幕,是他心底不能触动的痛楚:“不堪回首,我们不说好不好?”老人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深重的悲哀,沉沉地叹息后,他缓缓地像是在告慰自己:“那时幸好还有个哥哥照顾。”
  所以,你就能够读懂先生为什么这样热爱新中国、热爱中国共产党,为什么倾注着全身心的激情去学习、去工作、去研究。
  他先后发表论文 《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》;编著《电力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》;主编《电力工业会计》;参编《电力企业经济管理》《企业会计准则教程》等多部教材。他的科研项目《电力成本上升及其控制对策》,申请到了一万元科研经费,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。
  他带了四年研究生,培养出五位财会金融专业的研究生。每位学生的开题、提纲,他都要认真审查。现在在济南、中山、三峡工作的潘猛、刘飞、赵辉他们都已成为国家银行和投资公司的专业骨干。无论什么时候到北京,他们都会登门来看看老先生。
  1997年,任仲平先生带着研究生,承担了国家电力公司政策研究课题《电力企业公司制改组和资产重组》,研究成果经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。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办公厅主任陈飞虎评价:“这个研究报告写得很全面、具体,写得很好。”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永干认为:“此文值得一读。”让先生值得自豪的是:“我们用了最少的经费,完成了一级科目的研究。”
  顺利地联系到现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顾问王永干,问:“您还记得任仲平老师吗?”电话那边的王永干哈哈大笑:“当然记得啊!很苗条!”我也轻松了不少:“您用苗条比喻吗?”他反应很快:“是清瘦。”他评价先生的研究课题:做的非常认真、严谨。对先生的印象是:待人很热情、诚恳;做事情特别认真负责。看来先生的认真,是大家共同的记忆。
  时任中水电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经理刘飞,是任老师1995年带的研究生。他记得任老师给他补课的教室空空荡荡,可“任老师非常认真、精心充分地备课、耐心细致地讲解、一丝不苟地板书,仿佛是面对一大教室好几十号学生。”于是“一老一少,一个讲一个听,这样一个奇怪的上课场面,几十年来温暖着我的生命……”
  教了一辈子书的他,在学校会计专业处于青黄不接时,坚持工作到了72岁。
  70岁时,他还坚持每天在北师大的操场跑上十圈。平时夫妇俩经常去爬香山。
  如今他无怨无悔,认为用大半生去追求入党很值得。从一个年轻政治教师的积极追求,到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沉稳坚定的信仰,先生的大半生,是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磨难的缩影,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折射。因此,想读懂任仲平先生,就必然要去回忆时代发展的现实和变迁,去直面那段快被我们淡忘了的压抑和扭曲的悲哀历史的真相。
  这,就是无数个任老师,用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换来的时代的进步!
  这段时间,年迈的任老先生关注着党的“十八大”的每一项进程,关注着党和国家的每一丝细小的变化透露和传递出的信息。虽然84岁了,可先生谈起国家、党,那种政治教师的敏锐还是会显露出来。谈起法制建设,他期待实现习近平主席讲话强调的:“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,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”
  他肯定国家近些年经济的强劲发展,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。但同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直率谈到:“一切向钱看,肯定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有精神层面的寄托。”在他身上,我看到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老人的热切心愿。
  晚年的他,虽身居陋室,依然关心着党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存亡。
  人老了,更多的应该是关心身体健康、精神愉悦,还有晚辈们。可任先生三言两语带过他的家庭、儿女,谈得更多的是时局、政治。我以为这不只是他曾经熟知党史,教了多年政治课的职业缘故,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无法改变的关注党和国家命运的拳拳赤子之情。
  ……为了补拍先生的照片,重新走进这间屋子已是2012年的12月12日了。院子里的树木和京城的街道,都已被飘飘扬扬的雪花覆盖……读懂任仲平先生,读懂老先生这一代的知识分子,或许是我们今天重新去认知世界、认知自我的最简捷的方式。
  在他们身上,我们可以明白物质生活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;而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,却是值得我们锲而不舍地去寻觅、去探索的。
  此时,冬天的脚步,已经让北国的树木全部剩下了深褐色。整整一夜的雪花,将天地间涂抹成了圣洁的银装。可是,我们却分明欣喜地看到:那清新的风,正无比清新地吹拂着共和国的山川大地……
个子高高的84岁的任老先生,如今腰杆依然很直,性格属于内向稳重型。因此,说的每句话、做的每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。
  妻子是老乡,年轻时在原二机部工作。他们有三个孩子,大儿子受他的影响,读了财经大学,现在举家生活在澳大利亚。二儿子在军事大学毕业后,到中科院工作了。小女儿在银行工作,常常回来看望他们。
  夫妇俩去看儿子,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个月。
  那里的天总是湛蓝的,云彩白得很美,到处是绿色的树木环绕,环境美丽干净。即便是互不相识的人,在街上碰到时也会很礼貌地打打招呼。
  买东西时,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,没见过什么人加塞儿。尤其是过马路时,你可以很放心地走。那里的人们,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意识,很文明。
  还有,那里的人们生活节奏也很慢。
  这一切,使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宁静、舒服。
  通常,我们总是喜欢强调:我们用最少的可耕种的土地,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。似乎,我们永远只能在为“养活了”而骄傲。那么,在“养活了”的基础上,我们几时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:我们“养好了”世界上最多的人口。也许,这就是老先生夫妇所说的文明的境界了。
  其实,我与任老先生一样,渴望至少在相对单纯的校园里,让我们可以感知着文明和进步。不再有痰迹、不再有垃圾、不再有谩骂、不再有人格上的屈辱!
  生活上的老先生很俭朴,深色毛衣袖口已经磨破了。我有点好奇地问他:“为什么不买件新的呢?”他用浓重的江西口音很开心地回答:“这是学生送的呀!我很知足了。现在生活很好,看病基本上能报销。”去年,家里才更新了沙发和床,原来的实在太破了。夫妇俩都说:“我们过惯了苦日子,很满足今天的日子。”
  这套55平米的两居室 (另一套53平米的房子儿子住着),确实是小了点。朝南的小小书房兼客厅里,阳光照射在书桌前。靠墙有一排书柜、沙发,还有几盆绿植……老两口的卧室在北边。照顾老两口的河北保姆,只好在厨房边过道里搭了个小床。小小的方餐桌,挤在窄窄的通道边,厨房里的餐具摆放在水泥台面上。
  但,这个小小的家,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哪儿都干干净净的,一尘不染。
  简单的家、简单的生活,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走在岁月的流逝中。
  这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的老人,在这局促的空间里,朴实地生活着,像一个普通的老人,几乎看不出 “专家”的范儿。服装、发式、略带方言的谈吐,与街角相遇的老人没有区别。只有当谈起他的教学生涯、他的学生、他的事业时,你才会发现他内心深处依然滚动着真挚的情感。
  回到保定后,接到他数次电话。一是说: “校史上刊印的我毕业的学校不对,应该是财经学院。”还有就是叮嘱: “初稿能不能让我看看?”还有一次则是强调: “我的学历是企业管理专科。后来学校升格为财经学院。”但他重复最多的话语是: 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有必要宣传吗?”
  收到寄给他的初稿后,老先生在电话里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修改意见告诉了我。他的语气非常委婉,生怕说得过重会伤到我。
  再次见到老人,是为他补拍照片。他戴着白色的眼镜,拿着那修改的基本上已通过审查的文稿,一字不落地看着,用铅笔勾画着。因为事先联系好了这几天的造访,老人还理了发,换了件干净的衣服,墙上的字幅上也挂上了喜庆的中国结。
  这,就是一位学者,这里蕴涵着他的责任、他的厚重。他一定要对一切负责,不允许任何不真实的报道存在。我们除了尊重和敬佩,还能有其他的选择么?
  也许,真正能读懂任仲平先生,仅只是我们美好的愿望。那,我们如若能在工作和生活中,学会先生的认真和严谨,学会用先生的敏锐和批判精神去分析事物,也不枉先生今天对我辈的一番苦心和教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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